“近年来，上海市各类青少年体育社会组织蓬勃发展，其中从事青少年体育培训的就有近千家。”上海市体育局副局长宋慧在2020年全国青少年体育工作视频会议上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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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社会力量办体育蓬勃兴起，并逐步成为发展体育产业的生力军。
社会力量办赛事初显成效
“2019年我国共举办各类路跑赛事近2000场，较2018年增加15%，参与人次700多万，较前一年增长20%以上。这背后显示出的就是社会力量办赛事的巨大能量。”作为社会力量办赛浪潮中的一员，河北野人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康金书说，近几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社会力量办赛事，吸引了大批热爱体育并且看好体育产业未来的社会力量参与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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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做体育赛事后，我们充分发挥团队的策划及商务拓展能力，在赛事研发中围绕大众参赛体验，设计出适合各类人群的特色赛事，满足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参赛需求，把优质的体育赛事服务带到一、二线城市甚至是三四五六线城市，让更广阔区域的运动人群得到优质赛事体验。”康金书表示，要办好赛事，为大众提供优质赛事服务的同时，还要积极拓展品牌合作，增加公司营收，这才是市场化体育公司的生存根本。由于体育产业起步晚、基础较弱，大众付费意识习惯还没有完全养成，品牌和资本关注度还不够高，因此，还需要在帮扶体育产业做大做强上，提供更接地气的政策支持，“比如税收优惠、贷款支持、上市绿色通道等。”
社会化青少年体育仍需扶持
“要想让体育产业做强做大，必须要大力发展‘参与性体育’，特别是青少年的参与性体育。青少年体育不仅是家庭体育消费支出的重点，而且具备巨大的拉动效应。家庭中，青少年儿童体育的参与有很强的带动作用，也逆向培养和加强了家长对体育项目的理解，从而最终带动了家庭的整体体育消费支出。”万国体育CEO张涛认为，多年来，社会化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的蓬勃发展，不仅普及了体育项目和文化，培育了体育人口和市场，同时也在专业竞技人才培养、专业赛事体系打造、解决退役运动员就业和体育场馆综合开发利用等方面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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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目前体育服务业整体体量还不是太大，如果国家能对行业提供一些税费优惠政策，则可以起到有效的扶持作用。建议税务部门可充分研究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作为拉动内需的战略性新型服务业的作用，降低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的税收水平，从市场培育的角度，如果能参照高新技术企业15%综合税率来降低体育服务业态税负，就可以直接扶植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做大做强。”张涛认为，场馆是制约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目前大量青少年俱乐部的房租压力是制约能否持续盈利发展的根本。
创建体育综合体或成未来趋势
相比于传统商场、写字楼，旧厂房、旧仓库具有楼层高、柱间距大等特点，非常适宜改造用于篮球、羽毛球等体育运动场地。早在2014年发布的46号文件中就提出，鼓励“改造旧厂房、仓库、老旧商业设施等用于体育健身”。近年来，在北京、上海等地已经有了多个旧厂房改造为体育运动场馆的成功案例。从2018年起，北京圈内圈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就开始与地产商合作，提供专业的体育综合体规划咨询服务，该公司创始人冯一博认为，我国的体育场馆供需严重不平衡，用于大型赛事的体育场馆已呈饱和状态，而用于公共健身的体育场馆还十分短缺。相比于为大型运动会而建的高大上的“一场两馆”，城市未来更需要的是接地气且能自给自足的体育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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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传统线下商业地产正受到电商冲击，出现出租率及租金下降的态势，各类商场、百货大楼、购物中心都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商业设施的业态规划亟待调整，在此过程中，将部分商业地产发展成为体育综合体也许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冯一博认为，体育综合体将是未来商业地产的一个新流量入口。“体育综合体能够聚合篮球、羽毛球、游泳、健身以及泛体育的蹦床、体适能、平衡车等多样化体育设施，以运动健身为核心功能，配套教育、餐饮、休闲、娱乐等综合性服务业态，发动社会力量，创建体育综合体或成未来趋势。”
“体育综合体内的体育设施要足够丰富，且相互起到引流作用。白天闲时面向社区百姓低价开放，下午3至6点面向周边中小学生作为校外体育活动场所，晚间为上班族提供运动健身服务。满足个人健身、家庭休闲、单位团建等多样化使用需求。”冯一博认为，体育综合体吸引的人流又带动了配套餐饮、休闲、娱乐等综合性服务业态实现高坪效的营收，以收入较高的商业租金收入反哺半市场、半公益的体育场地租金，这样的体育综合体才能降低政府投入，实现自我造血的可持续发展。
图片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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